从中央纪委、湖南省纪委交办的一起信访举报入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顺藤摸瓜”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太阳能路灯项目部分质量低劣,刚装不久竟过半数“失明”,或者存在数量严重短缺、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

近3个月来,湘西州纪委、监察委在近600个太阳能路灯项目中发现“腐败利益链”线索近200条,约谈、诫勉谈话、立案查办包括多名县级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公职人员和工程承包商。

在纪检、监察部门强力反腐和群众踊跃举报的震慑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公职人员主动交代问题、退缴违纪违法所得,部分施工单位主动压低路灯建设报价并自行更换问题路灯的情况。广大群众对此拍手称快,在不少项目检查现场,主动为纪检干部提供问题线索。

“太阳能路灯腐败”绝非湖南湘西一地独有的问题。参与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太阳能路灯等新兴惠民项目是容易被忽视的腐败高发地带,亟待针对当前该领域存在的定价、质量标准、招投标等方面漏洞,完善规范,加强监管。

1月11日,湘西州食药局、工商局、质监局联合永顺县纪委到首车镇中坝村检查农村太阳能路灯。《瞭望》新闻周刊 图 1月11日,湘西州食药局、工商局、质监局联合永顺县纪委到首车镇中坝村检查农村太阳能路灯。《瞭望》新闻周刊 图

[一件信访举报牵出一串腐败案]

2017年下半年,中纪委、湖南省纪委交办并指导湘西州纪委查办一件信访举报。举报者反映,花垣县麻栗场镇尖岩村太阳能路灯项目资金被村干部虚报冒领。湘西州纪委派出专门班子深入调查,证实群众举报不实,但是却从中发现当地挂职县委副书记等公职人员涉嫌插手项目牟利。办案人员进而发现,多地农村太阳能路灯项目都存在类似问题端倪。

“要以查办农村太阳能路灯工程腐败为突破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在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支持下,湘西州纪委、监察委发起了一场名为“光明行动”的集中治理行动。

湘西州纪委秘书长龙超颖介绍,通过对湘西州多地农村太阳能路灯项目进行初查,发现有近2000盏灯不亮。此外,群众反映存在路灯数量不足、照明效果差等问题。

例如,对口帮扶花垣县补抽乡大哨村的衡阳常宁市2015年给村里投入30余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从去年开始陆续出现多数路灯不亮的情况,当地群众反映强烈,今年1月纪检暗访组实地暗访发现全部72盏太阳能路灯中有56盏“失明”;龙山县石羔街道元堡社区60盏路灯中,有近半数不亮,等等。

湘西州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邓为民介绍,湘西近3年投入农村路灯亮化项目建设资金1.8亿元,涉及湘西州八县市共354个项目。办案人员深入调查发现,一些项目存在虚报冒领、围标串标、价格虚高、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问题。

例如,保靖县扶贫办曾按照每盏太阳能路灯5000元的标准给某村安排项目资金20万元,但实际用于项目建设的仅9万元,实际单价在2250元(包括利润);工程承包商杨某交代,在承接凤凰县某路灯项目中,给业主方按照每盏400至1000元的标准给予回扣;永顺县纪委在跟踪资金流向时,发现有部分路灯项目资金最终转到了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银行账户上。

湘西州纪委宣传部部长田熙曦告诉本刊记者,近几个月来,州纪委、监察委逐村逐寨清理核查实施单位、施工合同、资金来源、路灯数量。同时,依托州纪委建立的覆盖全州入群群众达20余万人的“村权监督微信群”,发动广大群众反映问题。继而发布通告,敦促涉案公职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1月23日,湘西州纪委工作人员核查保靖县比耳镇比耳村路灯整改情况。《瞭望》新闻周刊 图1月23日,湘西州纪委工作人员核查保靖县比耳镇比耳村路灯整改情况。《瞭望》新闻周刊 图

[“问题路灯”重新亮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获悉,通过开展“光明行动”,以及在湖南各级纪委、监察委强力查办案件和群众踊跃检举的震慑下,一些公职人员坐不住了,他们带着成捆的现金,到纪检监察机关主动交代问题、退缴违纪违法所得。

湘西州纪委一位办案人员说,春节前,湘西州一名正处级干部一大早就怀揣着10万元现金走进州纪委大门,主动交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不久,这名干部的副手也带着7万元来痛哭流涕地交代;随后,一名副局长、一名副县长等也相继主动交代问题……

今年1月3日,本刊记者在花垣县监察委采访时,正巧遇到一名基层干部带着50余万元现金前来交代自己多年来在负责当地农村太阳能路灯和太阳能热水器发包工作中的违纪违法问题。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太煎熬了!我看到纪委发布的通告上说,如果主动交代问题,作出深刻检讨,会视情节轻重依纪从轻或减轻处分。”这名基层干部哭着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所以挣扎了很久还是决定早日向组织坦白。

据了解,目前,湘西州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已受理三十余人主动交代,其中包括县处级干部、乡科级及以下干部、工程承包商,退缴违纪违规资金数百万元。湘西州纪委、监察委在接受“自首”的同时,整合州县市审计、质监、工商等部门力量,逐村开展的查处工作也在不断取得突破:

保靖县扶贫办给某村安排的20万元路灯项目资金,有11万元被虚报冒领;

花垣县一部门4名干部集体私分能源项目“回扣”资金110万元;

永顺县灵溪镇一个村合同安装路灯数为180盏,实际只安54盏;

龙山县一个职能部门将一个200万元的路灯项目分成186万元、14万元两个项目发包,逃避公开招标……已约谈400多人,立案查办数十人。

前期那些“做了手脚”的工程承包商有的在纪检监察部门督促下整改,有的迫于外界压力悄悄自行整改,少装的补上,质量差的换掉。截至3月初,湘西全州约3200盏“问题路灯”重新亮了起来,农村太阳能路灯亮起来的比例达到99.8%。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元宵节时走进大哨村看到,晚上7点,村里一度“失明”的56盏太阳能路灯全都亮了起来,把村道、井台、文体广场照得亮堂堂的。

“我们之前反映了好多次,也没有人来修。多亏了这次纪委来查灯,我们再也不用摸黑走夜路了。”一位村民说。

湘西州纪委、监察委有关人士表示,目前,集中治理行动第一步“亮起来”已初步完成。接下来要督促农村太阳能路灯项目实现“亮得好”,按照合同规定整改到位“亮下去”,建立长效维护机制“亮在心”,通过查处腐败点亮群众心中的明灯。

[警惕新兴惠民项目存在监管盲区]

在采访调研中,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反映,通过强化扶贫攻坚领域监管,覆盖“两不愁三保障”资金和通水、通路、通电建设资金等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行为得到了有力遏制。但类似农村太阳能路灯等惠民“新兴项目”存在监管盲区,亟待引起重视。

长期从事廉政学研究的湖南商学院资深教授王明高说,此次湘西纪检监察部门从一件交办的信访举报个案出发,以小见大、举一反三,通过张贴通告、媒体发布等形式敦促涉案者主动交代,以及通过“村权监督微信群”等“互联网+”方式让老百姓参与监督,在加强新兴惠民领域监管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

有市场调研显示,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到2020年农村太阳能路灯需求量可能达到2200万盏。受访专家表示,这个巨大的市场大量涉及公共资金建设和采购,必须强化监管,防止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

多位受访参与查办案件的基层干部指出,类似太阳能路灯等新兴惠民项目中存在滋生腐败、损民问题,尚存风险点。

一是管理多头。例如,农村太阳能路灯实施业主多,涉及农委(能源办)、扶贫办、财政、住建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权管,但又因缺乏专业知识不会管,同时也缺乏部门协调机制、无法实现全程管到位。

在项目实施主体方面,除相关职能部门外,乡镇党委政府、扶贫工作队均可作为项目业主进行项目发包管理。在发包方式上,有的实行公开招标,有的实行询价采购,有的未经正规程序直接发包。在施工建设资质管理方面,有正规厂家组织施工,也有不具备资质的社会人员施工。各类业主对项目建设要求、程序在认识和执行上均存在一定偏差。

二是资金复杂。农村太阳能路灯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多,有上级扶贫专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发达地区帮扶资金、财政“一事一议”投入和部门自筹资金等,这些钱的使用和监管松紧程度各有不同,让个别想搞权钱交易的人找到了机会。

三是市价混乱。以当下农村太阳能路灯采购比较普遍的高杆太阳能路灯为例,市价每套从1000多元到数千元乃至万元不等。湘西此次清理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州太阳能路灯项目最高单价为每盏7200元,最低单价为每盏2800元,多数成交价在4000元至6000元间,个别乡镇、村自行建设采购的价格为每盏1500元。项目实施中标价究竟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仍然缺乏认定标准。

四是标准缺失。目前,国家层面或者行业内对于太阳能路灯缺乏统一权威的质量标准。一盏太阳能路灯应亮多久、该有多亮、后期保修和维护保养要承担什么责任等,没有准确参照系。

王明高等受访专家建议,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太阳能路灯系列质量标准,选择推广优质节能产品,推出合理的行业指导性价格,强化推进专业机构竣工验收及接管审核。只有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和落实监管责任,新兴惠民项目权钱交易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来源:瞭望

4月3日上午8点多,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县境内,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翻了车,车上的货物散落出来,附近的居民闻讯后,纷纷跑上来捡货车上散落的货物。

货车上装运的是一车的苹果,翻车之后,车上装载的9吨苹果很多散落出来。附近的村民纷纷跑上高速,争先恐后捡掉落的苹果。福银高速永修段正在进行改扩建的施工,村民这样跑上高速上来捡苹果,很容易引发事故。在交警的极力劝说之下,村民才逐渐离开。

而司机疑似有点疲劳驾驶,才导致货车发生侧翻,但幸好司机没有受伤。交警提醒高速路边的村民,这样贸然上高速捡东西非常危险,而且拿走他人的物品也属于违法行为。

原标题:韩媒列朴槿惠罪责:抵制庭审 不思反省并转嫁责任

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外媒称,因亲信干政遭弹劾罢免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6日被一审判处2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80亿韩元(约合1.06亿元人民币),18宗指控中有16宗被认定有罪。这是去年4月17日检方将朴槿惠案移交法院审理以来,历时近一年法院作出的判决。

据韩联社4月6日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被告滥用国民依据宪法赋予的总统职权,严重扰乱国家纲纪和宪政秩序,对弹劾罢免事态负有主要责任。法庭还指责朴槿惠抵制庭审,不思反省并转嫁责任,未能展现出前总统应有的责任感。

法庭认定朴槿惠滥用总统职权,与崔顺实合谋强迫大企业向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出资。此前,检方请求法庭判处朴槿惠30年徒刑和1185亿韩元罚金。朴槿惠的量刑高于亲信崔顺实,崔顺实此前已被判处20年徒刑和180亿韩元罚金。

法庭认定朴槿惠与崔顺实共谋,以赞助崔顺实女儿马术训练为名收受或约定收受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433亿韩元中,有72.9亿韩元属于受贿;认定朴槿惠接受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有关获得免税店经营许可的请托,要求乐天向K体育财团出资70亿韩元属于索贿和受贿。

法庭还认定朴槿惠向SK集团索贿89亿韩元;认定朴槿惠向KT、现代汽车、浦项集团等企业施压,对崔顺实实际掌控的公司给予特殊照顾等指控成立;认定朴槿惠通过青瓦台前秘书郑虎成向崔顺实泄露青瓦台文件;认定朴槿惠通过青瓦台前首席经济秘书赵源东向CJ集团副会长李美卿施压要求其辞职的指控也成立。

此外,法庭还认定朴槿惠政府炮制文艺界黑名单,打压批评政府的文化界人士、强迫文化体育观光部体育局长卢泰刚(现任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辞职等。法庭就文艺界黑名单事件强调,仅以理念或政治倾向不同为由,就将“异己”排除在支援对象之外的行为,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负责人,被告在接到黑名单的有关报告后未加以制止,对此责任重大,属于共犯。

相关阅读

各方回应

分析解读

原标题:特朗普开始向美墨边境派兵 250人72小时内将抵达 

特朗普曾称,边境墙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而在美墨边境墙建成前,他想派遣多达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戍守美墨边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特朗普曾称,边境墙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而在美墨边境墙建成前,他想派遣多达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戍守美墨边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海外网4月7日电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在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后,美国德克萨斯州政府将向美国和墨西哥边界派遣国民警卫队,一名发言人称,250人将在72小时内抵达美墨边界进行巡逻。

报道还称,特朗普曾表示,他想派遣多达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去戍守美墨边界,直到两国边境墙建成。下周,亚利桑那州也计划派遣150人到美墨边界。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要求采取同上述2个州类似的行动,以打击非法移民。

据新华社早前报道,自4月初起,特朗普多次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及公开场合发声,谴责墨西哥面对中美洲移民涌入美国“几乎什么都没做”,希望墨西哥阻止毒品和非法移民等问题蔓延。当地时间4日,特朗普签署一份公告,将向美国和墨西哥边界派遣国民警卫队,以协助打击非法移民活动。

美国派遣国民警卫队赴边境已不是首次。墨西哥学院院长西尔维娅·希奥尔古莉表示,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在各自执政时期也曾派遣军队赴两国边境,不过均未取得较好结果。她说,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沿两国边境修建隔离墙,但无法阻止移民穿越两国边境,建成后穿越边境的移民数字甚至一度创下新高。在希奥尔古莉看来,这些移民进入美国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何离开,许多墨西哥移民原本计划短暂工作后返回来源地,边境控制却导致他们选择留在美国,最终“来回流动”变成“永久停留”。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与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年相比,穿越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出现反弹,美方3月在西南边界逮捕5万余名偷渡者,创4年来同期新高。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竞选核心承诺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承诺之一。特朗普政府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拟定了一份十年计划,所需资金将高达180亿美元。根据计划,政府希望到2027年9月时加固或更换651公里现有隔离墙,新增505公里隔离墙。届时,隔离墙总长将达到1552公里。特朗普多次提出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坚持让墨西哥政府支付相关费用,但遭到墨政府拒绝和抗议。

来源:利维坦

利维坦按:正所谓世间万物有利亦有弊,有些遗传疾病在带给人们痛苦的同时,也会让他们在某些方面获益。比如,导致胰腺囊肿性纤维化的基因变异可以预防霍乱,而形成镰状细胞的变异也可以使机体对疟疾免疫。早在十几年前,有遗传学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人类精神分裂症致病基因很可能赋予携带者某些优势,从而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并在人类中长期存在下来。但这种优势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也有人认为,精神分裂可能是由于大脑皮层区域特有的基因表达改变而引起的。

(www.nature.com/articles/mp2016195)

本文作者自陈有过“惊恐发作”的经历,而这恰恰也促使他反思了某些精神病遗传学以及所谓“正常”的现状。一些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视作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基因表达?在思考基因科学是否可以消除精神疾病这个问题前,我们是否也该花些心力先去考虑研究一些新的精神疾病的疗法?

文/Jim Kozubek

译/乔琦

校对/斩光

原文/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what-is-normal-anywa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Dr Elizabeth Woodcock图源:Dr Elizabeth Woodcock

今年冬天,我在沃尔玛商场购物时,突然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状况。当时,我感受到了精神处在崩溃边缘,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人格解体的感觉,并且觉得世界末日迫在眉睫,因而十分恐惧。陡升的肾上腺素警告我,我越是想要控制自己,正在失去自我意识和处于重大危险中的恐惧感就会越尖锐。周围的人们仍在继续购物。一位女士正在往她的购物车里扔牙膏。而我正在迅速丢失基础性记忆,甚至记不得我自己是谁,连几秒钟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记不住。

这种体验通常叫作“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即惊恐障碍,体现在反复出现的显著心悸、出汗、震颤等自主神经症状,伴以强烈的濒死感或失控感)。当时,我真的觉得就要失去意识了,甚至是失去生命,幸好这只持续了不到15分钟。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急性事件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缓解这种症状,我大量饮酒,并且总是在牛仔裤口袋里揣上一袋蘑菇,可这并不管用。我开始变得内向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被迫服用了一些药物,其中包括强效抗精神病药再普乐。在服用甲状腺功能替代药物几年后,我才重新找回了健康的感觉。20年来,我既没有看过精神病医生,也没有接受相关治疗,更没有服用非法药物。

图源:Metro图源:Metro

第二阶段会是怎样?举个例子,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何时会陷入恐慌状态或是急性精神错乱,你也许会选择尽可能避免参与社交,而这就可能引发过度的内疚感,甚至是轻微的抑郁。去年,我无视了在波士顿公共广播新闻台上直播的一档汤姆·阿什布鲁克(Tom Ashbrook)主持的电台脱口秀节目On Point的邀请。我一度因此感到惶恐不安,就好像我这么做让我的出版商,剑桥大学出版社失望了一样。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出版商还是阿什布鲁克的团队都没有上纲上线——我也因此得以解脱,摆脱了这件事给我造成的不良影响。社交反馈的良性循环确实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其机制与“低情感表达”这一概念相关——其他人认为这类事件只是偶然发生的,抑或是认为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图源:Science Alert图源:Science Alert

一年前,我为《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撰写了一篇题为《修复基因并不能拯救人类》的文章,文中深入批评了精神病遗传学的现状。因为我拥有遗传学硕士学位,也曾发表过几篇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方面的技术性论文,所以我觉得我写下这么一篇文章,起码还是有点底气的。这篇文章也确实激起了许多反馈。由于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我反科学或者认为我反对生物科技,我觉得有必要费些笔墨澄清我的立场。

第一点,大部分与精神状况有关的遗传变异都影响甚微,通常这些遗传变异只会增加不到1%患上相应精神疾病的风险。许多这类遗传变异都是多向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对其他遗传变异都有不同的增强或是抵消作用,也意味着它们对不同种类的细胞产生的作用都不尽相同。如果有害的基因突变确实有助于“平衡选择”的话,它们也将留存下来,因为它们增加了基因多样性。就广义的遗传可能性而言,遗传会影响到内表型——潜在的心理趋势或特质——但世间万物有利亦有弊。

惊恐障碍患者常常对自身更为敏感,这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心脏跳动(想想埃德加·爱伦·坡)、血液流动或者思想崩溃有着清醒的认识;实际上,他们总是怀有高度的自我意识。作家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忧郁》(The Noonday Demon)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理论:抑郁的人常常比正常人对现实更加敏感。

根据阿诺德·路德维希(Arnold Ludwig)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那些对人生无常十分敏感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更有可能患上躁郁症或抑郁症。奥利维娅·莱恩(Olivia Laing)在《回声泉之旅》(The Trip to Echo Spring)一书中讲述了5位作家的故事,其中包括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书中写道,威廉斯年轻的时候在巴黎大街上突然对他所说的“思考过程”感到害怕,并且“发了一小阵疯”。他称这段经历为“我早年遭遇的一场最可怕、最接近精神失常的危机”。我说这事儿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和文学艺术的联系,抬高精神疾病的价值——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做——我想说的是,对人生存在感的原始体验是一种失控状态,而非默认的可控。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于1948年及1955年分别以他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m Roof)赢得普利策戏剧奖。图源:Wall Street Journal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于1948年及1955年分别以他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m Roof)赢得普利策戏剧奖。图源:Wall Street Journal

各类研究表明,基因突变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或是让我们变得更加敏感,或是改变我们的注意力水平,其具体效果要视遗传背景而定。某种基因变异可以让GMOT基因减产四分之三,这种基因可以生产出一种能够分解额叶前部皮层内多巴胺的酶。因此,这种变异会导致多巴胺数量增加。这可以增强注意力,但也会让人变得更加神经质或是更惶恐不安。这类好坏参半的基因突变让我相信,在未来几千年的时间内,自闭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仍旧会和我们相伴。

然而,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资金募集者发表诸如有望“治愈”自闭症这样的言论。如今,公众普遍接受了我们可以改善人类本性的积极新自由主义观点。但是,这类精神疾病可能只是人类面对生存现实的另一种方法。

在医学上,“正常”这个概念的历史相当复杂。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尔纳(Claude Bernard)记述道,自己曾试图确定偏离人群标准的统计性差异,以期鉴别出疾病的起因。

大约在我写作本文的同时,乔纳森·肖(Jonathan Sholl)在Aeon网站上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将统计学应用到人体上,希望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个体差异中,发掘一系列有共性的‘特征型’。由于统计工具可以照顾到所有个体差异,所以似乎平均数可以解释一切:身高、体重、血压、心率、出生率以及死亡率等,都可以用一条舒服的曲线,甚至是正态分布曲线表现出来。”

图源:The Writing Cat图源:The Writing Cat

例如,凯特勒发明了颇具争议的身体质量指数(BMI)。肖认为,这就是一个平均水平演变成了理想状态的例子。“平均水平代表着整个人类的真实情况,但如果以此作为参照的话,个体数据就是错误的同义词。”将全人类统计数据的平均水平设置为标准的做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举个例子,我的胆红素水平偏高——胆红素是一种可以分解血红素的化合物,是红细胞的一种产物。从统计学角度上讲,我的胆红素水平已经高到足以损害健康了,但我家里的其他人也有这么高的胆红素水平,却还没有出现任何负面效果。

肖还写道,法国哲学家乔治·冈圭朗(Georges Canguilhem)在《正常与病理》(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1943),“挑战了‘正常’这一概念的现状,认为它与进化生物学对变异的观点不符。他提倡用‘标准’一词来描述各项指标,从身体内部的荷尔蒙调节到膳食结构的改变。他这么做是为了提醒人们,无论个体的行为或身体指标有多么罕见或者与众不同,只要他能在某种环境条件下确保生存下去,那么他依然能被视作正常人。”

1978年,捷克哲学家Ji?í Vácha对“正常”这一概念作了区分:当人群样本用典型正态分布曲线表现出来时,它可以代表“频繁出现”(众数),也可以代表“平均”(平均数)。此外,它同样可以代表“完备”,没有缺点、缺陷;从感到身体健康或者精神矍铄的角度上说,它也可以代表“最佳状态”。肖写道,正常的含义常常“在这些不同的直接意义或间接意义中变化,从正统的、标准的到人们期待的、正面的都有”,并且“正常”的含义“影响深远,当它被这个世界赋予了特权地位的时候,更是如此”。

风险投资对那些想要开发市场新药的科学家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斯坦利精神病学研究中心就接受了泰德·斯坦利(Ted Stanley)及其家族6亿5千万美元的捐赠,作为启动资金。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作出相关的科学成果并将精神障碍治疗市场化。

然而,人们普遍已经了解:诸如慢性刺激及生理压力这样的社会经济效应是导致精神障碍的主要因素。科学研究所能给出的生理学原因却仍寥寥无几,所能甄别出的、对患上精神疾病风险影响比较明显的基因变异也依然不多。一个例子是,若我们将目光投向人体生物学的非稳态特征,而不是稳态特征,就能得到更有意思的洞见。比如,血压基础水平就有可能随着社会角色的需要而发生改变,因此贫困的人或是持续受到经济、社会重压的人,可能会生活在一种慢性刺激的状态中,他们的血压基础水平可能会因此变高。

图源:redOrbit图源:redOrbit

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倒U型”理论,该理论说的是,压力的增加往往会和创造力相关,并能促使你拿出最好的表现。不过,如果这种过重的压力转为长期、慢性的话,你的生产力水平就会突然产生一个巨大的滑坡。这表明,社会经济效应对健康、心理,甚至是死亡率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对基因平衡及非稳态效应的识别表明,人体生物学的存在是建立在动态连续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这挑战了医学固有的标准化思想。在演化过程中,没有什么是免费而来的。

基因科学也许有助于我们更精细地深入了解精神病的遗传机理,但它绝不可能彻底消除精神病,甚至很可能无法为我们带来更有效的新一代精神病治疗药物。如果科学家能在精神病学上有所进展的话,目前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这会是什么重大突破,只能是一些小步前进。这些年来,精神病学上出现的最大成果就是克他命,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街头毒品特效K粉。克他命能够稳定结构性突触连接,而不是修正大脑中的化学失衡。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遗传因素或者生理学因素的话,花在研发新药上的钱所能收到的效果,很可能和花在开发精神疗法及其他一些形式的社会、经济支持上的效果差不多——然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后者这样的商业模式。

图源:Angie Wang图源:Angie Wang

因此,由于我认同从人性角度出发多元化溯源精神病效应,且支持多元化神经系统的概念,我反对投资者企图使用工程手段摆脱精神紊乱及心理绝望。

冈圭朗对“正常”状态的解释是如此引人瞩目,以至于它成为了下述这种想法的基础:精神疾病并非对“标准”的偏离,而是一种属性的表达。这种属性有助于人类变异及保持整体上的稳定,因而也是正常的。自闭症、精神分裂、压抑和恐惧,从上古时期开始就和人类相伴,并将在未来的成千上万年里继续萦绕在我们身边——如果那些能够影响这些状况的微妙基因变异的确有些演化用途的话。那些在心理层面上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向社会标准的特权地位提出了挑战,并将人类本性中具有偶然性特征的真相曝光了。精神疾病没有它所定义的那样偏离人性,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千真万确。

拉菲2 拉菲2 华宇平台 娱乐天地 华宇平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拉菲2 万达娱乐 拉菲2 娱乐天地 华宇娱乐 东森平台 拉菲2 拉菲2 1号站 东森平台 娱乐天地 万达娱乐 华宇娱乐 华宇平台 娱乐天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拉菲2 拉菲娱乐 娱乐天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华宇平台 万达娱乐 华宇平台 万达平台 娱乐天地 拉菲2 娱乐天地 万达平台 华宇平台 万达平台 1号站 华宇平台 凤凰平台 娱乐天地 华宇平台 万达娱乐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万达平台 华宇娱乐 华宇娱乐 娱乐天地 1号站 华宇平台 华宇娱乐 万达平台 拉菲娱乐2 万达平台 华宇平台 万达平台 娱乐天地 华宇平台 万达平台 华宇平台 娱乐天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万达平台 拉菲娱乐 东森平台 华宇娱乐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万达娱乐 拉菲娱乐 拉菲2 娱乐天地 华宇娱乐 华宇娱乐 华宇平台
1号站 1号站 1号站 拉菲2 拉菲2 拉菲2 拉菲2 拉菲2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平台 万达娱乐 万达娱乐 东森平台 东森平台 东森平台 杏彩平台 杏彩娱乐 凤凰平台 凤凰平台 凤凰平台 凤凰娱乐 凤凰娱乐 凤凰娱乐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娱乐天地 世爵平台 世爵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平台 华宇娱乐 华宇娱乐